【伞修伞】长诀

好久没更新,放篇差点被我自己遗忘了的旧稿……

本来是写给一个本子的稿子,现在看来本子估计是窗了……这篇稿子还写了挺长时间的,所以还是放出来吧w

随口说两句……对我这个靠稿费混饭吃的人好点啊,说窗就窗拿不到钱我的心好荒芜OTZ

希望以后能接点靠谱的本子_(:з」∠)_


对了,重要的话说在前面:BE,第一人称第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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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故事中一切人物、机构、组织、国家、事件等均为虚构,无任何现实原型。

 

新联邦历79年的二月末,这注定又是一个要被载入史册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的时间。在算不上漫长的一段僵持之后,第三次边境战争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宣战的消息传到我们这个研究所的时候,我和周围的同事几乎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诧。如果说自上次边境战争结束后,国内仍有大量抱着这份和平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的天真幻想的民众,那他们之中一定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隶属于我们这个单位的。从第一天来到这里、接过手中的工作那时起,我们每个人就早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天的到来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而已,而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为了这一天——说不上好或是不好,事实如此而已。

当然,尽管一切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宣战的消息仍旧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动:部分项目的进度可能要加快,还有一些周期短成效显著的项目会被插进来,而另一部分进度缓慢鲜有进展的项目则面临着暂停、甚至永久的封存。一时间周围满满地都是类似的讨论,不断有同事被领导召去作出新的安排,至于具体内容如何这种问题,在我们这种保密单位,大家早已习惯了互不过问。只是在领导办公室门口迎面碰到,互相打过招呼,然后道一句祝好运。

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我们项目组解散的通知的。

虽然这几年中已经做过了不少心理建设,但是真正拿到通知的那一刻,我还是愣了一小会儿,随后我抬起头看着院长,问道:“那……组长呢?”

不出所料地,院长露出了一丝难色,叹了口气说道:“你们组长的情况你也清楚,现在这个局势,就此翻过去也就是最好的处理方法了,你觉得呢?”

我很想回答他,不,不是,不管什么局势什么情形,我们至少该找到他,如果我们都放弃了还有谁会记得他。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说出口,而只是沉默着点了点头,然后行过礼,捏着那一张薄薄的通知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那之后组里的其他成员也陆陆续续被叫去谈话,接下来便是一场场的分别,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大家纷纷收拾着自己的物品——需要保密的部分被分离出来,或是封存或是销毁,其他为数不多的部分则被他们带着,或是就地搬入了其他的研究室,或是去了什么不知名的远方。

而我,虽然似乎是最早接到的通知,却是最后一个才接到的调令,要求我在五月之前赶赴X军区下辖的一个研究所任职。这个军区的情况我也多少有所耳闻,也算是出了名的养老军区,自上次战后的十几年里都少有什么动作。只是这次有些尴尬,距离初期的战区半近不远的,虽然还没到需要进入战时状态的地步,但多少也不能太过松懈。至于新的研究院,我专门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似乎这些年来都没有什么建树的样子,尽管看起来有些无聊,不过想来工作压力也不会太大。

我这么冷静地分析着,试图以此掩盖住内心的失落和不安。坦白说,我很喜欢、甚至可以说是很迷恋在研究所的这段时光。虽然保密项目的性质使得我这几年的生活近乎与世隔绝,工作压力也绝对算不得小,最忙碌的时候也曾经几天几夜的通宵奋战,但真正让我满足的,是那份充实感和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认识了那个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值得与之相交的人。

虽然我很想在这里写下他的名字,但是很遗憾,这个名字大概只能出现在保密档案之中了,于是在这里姑且以组长代之吧。

组长是我来到这个研究室的时候认识的第一个人。那之前我听说就是我们这位组长看到了我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要求把我调任过来的,于是见面之前还忍不住脑补出了我在学校读研时那些老教授们一般的形象:国字脸,也许还有双下巴,多半还要带着眼镜,地中海般光亮的脑壳上大多还要像模像样地梳过去几绺。这种认知直接导致我在初见他的时候把他误认成了同组的研究员,直到聊了很久之后有其他同事过来和他打招呼,我才惊觉这个人原来就是我们的组长。

如果要说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毫无疑问就是年轻。我曾经好奇地问过他的年龄,得到的答案也不过是大了我五岁多而已,这让我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来的人生到底被浪费在了什么地方。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很好交流的人——倒不是说他健谈,偶尔他也会有因为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描述自己的想法而语塞得咬着嘴唇挠桌子的时候,更常见的则是和人说话说到一半突然有了什么想法,便匆匆丢下一句“稍等”然后一扭头埋进了实验里。就像这种随性的性子一样,他聊天的时候也大多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三五不时地还会被其他组员在口头上阴一把,他也不计较,只是敲着桌子摇头道“你们这群人啊良心大大的坏了”。他这个人心很大,也没什么领导架子,这些琐事基本不会当回事,难得几次责备组员也都是因为工作不上心之类的缘故。大概也是因为这个,我们组的成员在跟他混熟了之后总是三五不时跟他开开玩笑之类,大家相处得一派其乐融融,比起隔壁几个死气沉沉的研究室来,居然还多了点儿一家人似的氛围。

而不久之后我便意识到,这样年轻的一个人能够成为这个项目组的组长,果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技术领域的造诣之深,远远超过了我所能估量的范畴,那些老生常谈的赞扬用在他的身上实在是太不够格了。打个比方来说,就好像一道复杂的题目,交给我们大概需要分步骤写一张纸那么多,而在他那里不过是过一下大脑便可以得到结果的事——并不是他思考得有多么迅速,而是中间的那些步骤在他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反应。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天才吧,所以我们这些人也只能在他的一个个天马行空的创想之后拍着脑袋惊叹:“啊——原来还可以这样!”

毫不夸张地说,作为组长的他,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的核心人物;我们这些人与其说是在帮忙,不如说是在学习,甚至是接受再教育。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三年前的一天,突然地,毫无征兆地,失踪了。

他的失踪后果有多么严重,从我们这个项目的保密级别就可见一斑。以他的身份,所谓失踪无非两种情况:或是叛逃,或是被控制——无论哪种,恐怕都不是上面愿意看到的。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们全体组员大半的时间都是在询问室度过的。然而无论我们怎么回忆,无论上面多么努力,也依旧没能查出半点蛛丝马迹。这个人,居然真的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在那之后,为了继续我们的项目,上面又从我们组内另选了一人担任临时组长,一年多后因为项目进度缓慢,此人自请卸任,之后又换了一位临时组长。只是不管是我们还是上级似乎都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只要他不在,这个项目便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了。

我看着手中的调令,不免有些感伤。尽管这些年来,在几乎停滞不前的工作中,我早已做好了项目组解散、自己收拾包袱走人的心理准备,然而这一刻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却还是觉得心里好像堵着什么一般地难受。而最让我不甘的,莫过于至今都下落不明的组长。他究竟为什么离开我们?现在是生是死?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又在做些什么?这几年来一直不断盘旋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此刻就那么生生地塞在我的心口,上不来又下不去的难受。甚至连终于可以离开这里、重新和家人朋友们取得联系甚至见面的兴奋,也没能稍稍冲淡一点这种难受的感觉。

但这一切,终归是我所不能扭转的事了。四月初,我带着为数不多的行李,在温暖得让人莫名困倦的阳光中离开了这个我工作了多年的城市。

 

作为我们组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在离开之前我还负责整理了一遍组长留下的东西——其实它们早在组长失踪之后便被反复检查了无数遍,早已所剩无几,留下的一些按照上面的说法大多“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可惜当我请示能否带走几件作为纪念的时候,得到的仍是否定的答案。最终我只得在领导的同意下,用低倍数的复印机缩印了组长当初悬挂在我们研究室里的一副题字。

说起来这副字也挺有意思。起初我们都以为是组长自己的手笔,后来才慢慢发现和组长的笔迹实在相去甚远,最后终于有人忍不住问了组长,才得知那是别人送给他的临别礼物。因为题字上并没有落款之类,自然立刻有人好奇地追问题字的人是谁,于是组长露出了一个和他一直以来的设定极为不符的表情回答道:“是我爱人。“

这个答案实在槽点太多,毕竟我们都没见过在送自己的爱人去参加一项不知道要销声匿迹音讯全无多少年的保密项目之际,用一副题字作为临别赠礼,而题字的内容还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诧异了很久之后,有人感慨了一句:“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革命恋情?”组长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差不多吧,她可是有着二十几年革命经验的老革命了。”

组长后来偶尔也会提起这位“老革命”的恋人:据说也是个X二代,家里管得很严,“虽然学习就那么回事儿(组长语)”,不过好歹被长辈们逼着练了一手好字,“就靠这个不知道忽悠了多少人(组长语)”。因为实在耐不住家里的管教方式,十几岁的时候干脆来了一场离家出走,最后更是违逆家里的意思上了军校,等到家里找到人的时候已经彻底回天乏术了。

每每说起这些,组长的脸上都会带着点颇为怀念的笑意,还有那么一丝似有若无的骄傲。这时候便总是少不了有人在旁边酸溜溜地咋舌,然而我们起过哄之后又会忍不住想起,这一个研究室一大半还都是连对象都没有的大光棍,于是大家面面相觑一阵哀叹,又只能以“这么虎的女朋友我们可担待不起也就只有组长才能消受得了了”这样的理由聊以自慰。

如此想来,组长那位不知名的爱人,大概到此时也不知道组长如今的情况,还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他回去吧?想到这些我忍不住又有些伤感。大概我们这份工作,最煎熬的还是我们的亲人,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无法得到关于我们的任何音讯,只能远远地企盼着我们一切安好。思及这些,又想起自己的双亲,我的心情也颇为酸楚。

好在如今这些都暂告结束了,在离职之后我回故乡短暂地和家人团聚了几天,随后才赶赴新的单位,而这次至少还可以和他们保持联络,我心中也多少感到了些许的满足。

 

四月下旬,我按照调令的要求到达了X军区。这里比起原来的研究院要暖和一些,这个时节已然是一片春花烂漫的景象了。分配给我的宿舍就在军区的一个干部宿舍区里,和之前了解到的一样,这里的干部普遍年龄偏高,每天清晨都能看到许多白发花花的老干部们在楼下晨练,比起曾经那些只要不加班就一定要等到到岗时间最后一刻才打着哈欠冲进研究室的同事来,简直别有一番风味。

而我的新工作,也和此前院长交待的一样,主要偏重于技术指导和经验传授。毕竟只是一个普通军区的普通研究室,做的多半都是我们那里最基础的甚至是会直接跳过的一些工作,对我来说也算是相当轻松了——虽然着实有点无聊。不过好在很快我就得知,我们还有一些外勤的机会可以作为调剂,于是枯燥的生活也多少算是有了些盼头。

“外勤”这个说法听上去挺不错,其实就是下部队做点反馈检测和调研,毕竟他们才是我们研究成果的最终使用者。按说这种活还轮不到我们这些研究员亲自出马,不过这边实在是太闲了,大家自然少不了要意思一下主动请缨,然后顺理成章的把活揽到自己手里。倒也未必真的有多好玩,甚至可能驻地的条件还要艰苦些,不过也就是为了出去换换气而已。

我有幸在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月底跟着同事们蹭了一次外勤,之后便一直因为忙于手头的任务没能离开研究室,错过了几次机会,一直到初秋才得以“刑满释放”——这是同事们戏谑的说法——正赶上当时有一趟外勤,大家便热情地拉我一同前往了。

这次前往的驻地稍显偏远,我们乘车在高速上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又跑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环山公路,待到下车的时候我基本已经不辨南北了。好在大家一路说说笑笑,甚至还有人带了零食给大家分享,倒凭生出了几分中学生郊游般的氛围。而我们的目的地虽然偏僻,风景却是不错,满山郁郁葱葱的一片,路边还开着些星星点点的野花,如果不是气氛不对倒还真适合出来度假游玩。

我在研究室闷了几个月,难得出来一趟,心情比同行的同事们还都能好上一些。晚饭过后大家纷纷回了住处,我闲着没有什么事做,和接待人员确认过可以自由出入的区域过后,便好奇地打算四处走走看看。

说来惭愧,虽然做着武器研发制造的相关工作,我却很少有机会能够实际来军队中看一看。其实这样的同行倒也不止我一个,还在项目组的时候组长就曾经,教育我们说“纸上得来终觉浅”,那时我们还觉得他是在为难我们,后来才知道组长原来真的是军校毕业,服过兵役,前次边境战争时还上过前线。得知真相的我们一个个呆着脸面面相觑,组长则是一副老神在在的笑脸,摇头晃脑地感慨:“诶……现在的年轻人啊……”那个语气简直就差捋一把花白的胡须了。

我就这样一边杂七杂八地想着,一边绕出去了挺远的一段路。原本出来的时候天色就已经不是很早,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全黑了。远处的山中偶尔传出一两声兽类的嚎叫,我下意识地抬头往远方看去,只见广阔的天穹笼盖着这一片山峦,和远方黑漆漆的丛林交融成一片浓重的墨色,而在那一片夜空之中,无数点或明或暗的星光散落开来——我想我的言辞完全无法描绘出那副夜幕万分之一的绚丽与壮观。也许是远离市区的缘故,往日隐匿在灯光中的那些星辰,此刻就这样铺陈在我的眼前,让我舍不得移开视线。

我隐约想起,很久之前的某次在项目组加班到深夜,从研究室的办公楼出来的时候,组长抬头看了看天空,不无遗憾地说:“咱们这儿也太亮了,星星都看不清了,可惜。”我们还曾经笑他,说得好像还懂星象似的。结果他特别认真地教育我们道:“你看你看,你们就是因为这样才找不到女朋友。怎么能不懂点儿星象呢?不懂星象怎么能拉着你对象去看星星,然后跟她说点什么,我们的视线在此刻一同穿越了千百亿年的时光,之类之类的台词呢?所以说现在就要做好知识储备,来组长给你们教点基础的——你们看啊,那边那个是金牛座,再往过一点是双子座……诶这都看不清,只能看到几颗明显的……”

而现在,那些曾经不甚明晰的星座就那么毫无保留地排布在夜空当中,我甚至还能认出几个他曾经指给我们看的。我有些感伤地想,如果他还活着,是不是也在某处看着,这片他曾经怀念了很久的星空。

“这个时候的星星真好看啊,是不是?”

我隔了几秒才意识到是身边有人说话——这个时候还在这里闲逛的人并不是很多,我还真没有意识到身边就站着一位。他只穿着一件迷彩T恤,没有肩章和领章,面容也在夜色中模模糊糊地看不真切,嘴上似乎是叼着一根烟,却没有点燃。难得碰上了有同样雅兴的人,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搭话,只得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道:“是啊,市里不多见。”

他笑了一声,“这儿的人可都看腻了。”

我有点奇怪,他难道不是这里的?

他却没有多做解释,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打火机,咔哒咔哒了几声点燃了嘴里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呼出了一大片烟雾,随后叹了一声:“要到秋天啦。”

我愣了愣,这话又是从哪冒出来的?是看星星看出来的吗?

还没等我想明白,他又拍了拍我,“早点回去吧,再远该找不到路了。”

这么看来,他知道我是谁吗?可是刚才打火的时候看他的脸,也不是白天见过的人啊……我满心都是费解,却不知道该从何问起。然而在我开口之前,他却已经转身走开了。

 

大概是因为这段偶遇太过令人印象深刻,直到睡前我都一直在琢磨那几句话——以前的朋友总说我爱钻牛角尖,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吧。

凑巧的是,第二天中午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正好远远地看到了他。虽然夜里匆匆一瞥的时候觉得那张脸很普通,但是丢到人堆里才发现,其实还是很好认的,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大概是神韵。这次他倒是穿着军装,我看了一眼军衔,顿时一惊,连忙问陪同我们的一位警卫员那人是谁。没等他回答,我的一位同事便凑过来答道:“他你都不认识?叶修啊,大名人。”

“哈?”我吓了一跳,虽然我不是军人,这些事好歹也有关注,“那个叶修?他不是在J军区吗,怎么跑这里来了?”

“你这信息也太滞后了,他都调过来快一个月了。”同事说,“前阵子不是从J军区抽调兵力去战区吗,他们那边做调整调过来了一批,他就也过来了。”

“不是吧?往前线调人,把他调到这来?”我疑惑地问道,“咱这儿是要开打了吗?”

同事摆了摆手,“什么啊,不知道得罪了谁,找了个借口就给调过来挂闲职了呗,这大山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昨天我手机就剩一格信号了,网都上不去……”

他正说着,被旁边另一位同事扯了一把袖子打断了,“哎,注意点,这还在人家地盘上呢。”

他于是耸了耸肩,不再说话了,于是八卦的谈话到此收场。我又看了看还在食堂另一头排队的那个人,心情顿时有点复杂。好歹也算是上次边境战争的大名人,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碰到,更没想到居然会是这种境况。这么想来,也难怪他前一天晚上会说“这里的人都看腻了”,也不知道当时他是个什么心情。

大概是我看得太过入神,隔了一会儿,刚才热心八卦的那位看了看我,又没忍住似的说了一句:“哎呀别视奸了,以后会有机会打交道的。“

我回过神来,连忙应了一声,继续低头吃饭了。

 

那个时候,我原以为同事最后那句话是指日后还有机会来驻地“外勤”,也许还能碰到,当时还在想也不知要到什么年月。没想到就在我们回去几周之后,我便真的和这位大名人打了个交道。

那天是个星期五,研究室人不多,前一波任务刚刚忙完,大家都挺放松的,虽然距离午休还有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纷纷跑去抢占食堂了,只剩下我在写最后的一点记录。他就是那个时候敲门进来的。

他显然是认出了我,笑着跟我握了手,说:“真巧,又见面了。”

他居然还记得我,我有些意外。而我看他似乎是比之前白了一些,精神还挺不错,怎么看也不像是倍受打击的样子。他这次过来是有一些特殊材料和工具要申领,上面已经批复同意了,只是有一些按研究室的规定不能带出去使用的,要在这里使用完毕。能够再次见到他虽然有点……也说不上是激动,大概是有点开心吧,不过我向来不太擅长搭话,也只是核对过了他带来的相关文件,便带他去取东西了。

他借用的工具并没有什么危险性,大多是因为数量不足才不允许外借的,我原本有些不放心他是否用的趁手,没想到他上手便是很熟练的样子,出于尊重我便没有再窥探太多,回去处理自己的工作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一直都在研究室,有其他同事看到还跟他聊过几句,我就远远地听着。他的话不是很多,但也绝不是惜字如金的那种,偶尔还会开个玩笑,让人觉得挺亲切。不过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在埋头做着自己手上的活,他忙起来的时候总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除了手中工具偶尔发出的声音几乎没有任何动静。大概是真的看得有点久吧,到最后我都觉得他忙碌的时候那个神情和气场莫名地带着些熟悉的感觉。

然而真正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在他忙完了自己的事准备离开的那天。

当时我正在办公室准备一份文件,他于是来找我道别。虽然这几天我都没有怎么和他交谈过,不过按他的说法,好歹我是第一个接待他的人,理应打个招呼。于是我们寒暄了几句,然后他便一个不经意间看到了我一直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的那副缩印的题字。

那一瞬间他的表情变得十分复杂,先是惊讶,随后是不解,而最后似乎是有些激动,有些难以置信,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而我也有些诧异,这幅字按理说除了我们研究组的人应该并没有别人见过,可是他……我看着他的表情,犹豫着说道:“这个是……我之前的同事留下的,你……认识他?”

他抹了一把脸,吸着气点了点头,隔了一会儿才问:“他还好吗?”

我一时间愣在了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几年来组长的下落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堵在我心口的某个地方,离开研究组后每次和我的家人联络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地想,他的亲人会怎么样?他时常和我们提起他的妹妹,还有他的爱人,又也许还有其他的朋友,他们一定还在等着他吧?而他现在彻底地杳无音信,对于他们来说,又究竟是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

而现在,就有人站在我的面前,问我他是不是还好,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好在叶修及时打断了我的尴尬,他摆了摆手说道:“啊你们详细情况也不能说是吧,算了,没事。”说罢他又笑了笑,“没想到能碰到他的同事,他没折腾过你吧?”

我惊魂未定地松了口气,连忙摇了摇头:“他人很好,很厉害,我……大家都很敬佩他。”

叶修闻言笑出了声,“哎呀,敬佩……这个词跟他真是画风不和。”

他笑得有些怀念,又带着点小小的温暖,看得我愈发地揪心了起来。我忍不住问:“那个……冒昧问一下,您是他的……?”

“啊,我啊……”他像是思考了一下,然后笑着答道,“我是他的家人。”

 

我想我对于他的记忆,是中止于这一句话,以及他说这句话时的那个表情的。“家人”二字太过沉重,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似乎是又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我和我的同事们也许是最后一批记着他的人,也是唯一一群知道他也许伸出危境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救他,也就只有我们而已了,而我们却不得不放弃,留下那些把他们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家人交给了这个国家的他的亲人们,茫然无知地等待着他有朝一日能够再度归来。我不知道该说这是责任感,还是负罪感,那种沉重的心情自我离开研究院以来,还没有哪一次变得如此的强烈。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冒出了“也许我应该再试着去找找他”的念头,尽管理智立刻就提醒我那是一个穷尽国家力量都未能找到的人,更何况现在是战时。而这么挣扎着的我,几乎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这个,依旧满怀着家人尚且安好的希望的人。

那次之后我便没有再见过叶修,第二年夏天我看到消息说他被调往战区,一边替终于他离开了这个什么也做不了的地方感到高兴,一遍又想到战区如今也是九死一生,不禁有些担心,虽然我也搞不明白自己有什么担心的立场。我们之间最多算是认识,我甚至不能保证再下一次见到我他还会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但是总觉得中间多了这么一个人,便有了一点无形的联系,让我忍不住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就像尽管已经希望渺茫,我也依旧希望组长有一天能够平安归来的心情一样。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也许真的没有比“还活着”更令人欣慰的事了。

 

82年的夏末,战争终于告以结束。尽管战区不断扩大,好在X军区最终还是幸免于难,让我们在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实感的同时,避免了各种不确定的危险。战后军区也没有太大的人员调整,我依旧留在研究院,重复着繁琐得有些乏味的工作。好在我也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好像在不知不觉之中,自己也有了一点沧桑的感觉,不再追求什么刺激和激情,只期望能够安定平静地生活。

但命运总是这样,往往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展出新的后续——虽然我亦不知道是否该为之庆幸。

那是战后过了将近五年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曾经那个研究院的联络,告诉我已经给我准假,要求我尽快去一趟那边。负责联络的人员并没有透露这一趟具体要做些什么,只说详细事宜我去后便知。这句台词对我来说实在是恍若隔世,一瞬间我甚至以为自己穿越回了十几年前第一次被请去参与项目组的时候,同样的迷茫,只是这一次又多了一点点小小的希望。毕竟我参与那种级别的研究的经验不多,和那边唯一的联系就是此前被中止的那个项目,除了和它相关的事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突然联络我的理由。而如果是那个项目,难道是有了什么关于组长的线索?

而仿佛是为了印证我的想法似的,紧接着便有几个曾经的同事联络我,问我是否也收到了通知。综合人员情况来看,几乎就是当年项目组的原班人马。我们私下讨论了几句,也没有猜出究竟此行是为了什么,最终也只得一头雾水地各自赶赴了研究院。

事后回想起来,我也时常会扪心自问,如果一早就预知到这一趟将会知道这样的结果,我是不是可以选择拒绝——当然这个假设不管怎样都不会成立的,一切早已注定。

我曾经无数次的渴望我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上苍是如此的慷慨,居然真的把一切真相告诉了我们,尽管它是如此的令人瞠目结舌。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一次基本是昔日的所有组员齐聚,迎接我们的是当年负责我们项目的一位副院长,以及一组冗杂的电子文件。这些文件的开头部分对我们来说都再熟悉不过,正是我们那几年的研究留下的资料,但从大概一半多一些再往后的内容,却和我们曾经的方向产生了不小的偏差。我们坐在一间会议室里,仰望着投影仪上闪动的字符,对着越来越出乎意料的展开面面相觑,还有人低声讨论了起来。副院长也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平静地一直把文件播放到了最后,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们。

而那个时候,整个会议室里已经只剩下了我们的呼吸声。

最终还是副院长先开了口:“我知道诸位现在有很多的不解,先来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些文件是大概一年多以前我们的工作网络接收到的,我们查过发送IP,已经被用技术手段掩盖了,关于它的来源已经完全无从查起。而发送时间,尽管是刚刚收到,但是我们已经查明这是很久以前设置的延时发送,而文件本身最后的修改时间大概还是上一次战争前期。至于是出自谁的手笔,想必大家也看得出来吧。”

有人举手问道:“所以,当初的计划存在这么……严重的后果,您……领导们是知道的吗?”

副院长点了点头:“他失踪前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候,是上报过这些事情,并且强烈建议修订计划的。但是当时局势紧张,决策层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采纳,而是要求他继续执行了。“

“连我们也没有告诉?”

“没有。”他叹了口气,“毕竟他发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确定会发生的,上面认为没有必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那当初组长失踪的时候,没有人怀疑是这个原因吗?”

“有的,但是证据不足,这么大的罪名不可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定了。况且……”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我相信你们也知道,那些年决策层内部也有很多意见,当时所做的一切并不一定都是对的,而现在也早已经不是当时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无意识地攥起了双手。其实事已至此似乎也不必多说什么,组长失踪多年,居然还能完成这些研究,甚至设置出这样的方式把它们发送回来,很显然他的离开是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在我们这种地方,违抗命令绝不是多轻的罪名,可是如果就这么给组长定性,势必要扯到当年决策层的意见,这种决定已经远远不止是违反法律和国际公约的问题了。而很显然,如今的决策层在经历了战时的换血后,是想把这一页当做一笔糊涂账彻底揭过去。

我突然很佩服自己此刻还能有如此清晰的思路,而最后我把这一切从脑海中清了出去,举起手来问道:“那么组长呢?找到他了吗?”

副院长看着我摇了摇头,“我们曾经得到消息,K国曾经意外捕获了我们的一名技术工作人员,但是他在K国被关押了九个月后,在一次转移过程中逃脱了。这之后便没有了消息。那大概还是开战之前的事,这些文件都是在他逃脱之后才完成的。“

我低下头去,没有再说话。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同事一只手掩着嘴,似乎是浅浅地抽泣了两声。有人互相交换着眼神,有人则低着头沉思,而副院长在会议桌的一端挨个看着我们,最终长叹了一口气,郑重地说道:“在收到这些材料之后,我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项目到底还要不要重启。如你们所见,这份材料已经对所有可能预见到的危险都做出了修正,尽管成果也许远不如我们最初的预想,但这也是一种必要的平衡,这样的结果完全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这场争论一直进行到现在才终于有了定论。而现在……”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停顿了一下,又微微一点头,“我知道,大家可能对于前面所说的情况一时有些消化不了,但是我想请大家在冷静下来之后认真地考虑,然后答复我,是否愿意参加二期项目。”

我坐在下面,看着长桌尽头那张多年未见的面孔,看着他的嘴一开一合,每一句话传到耳边都好像隔了好几个光年那么遥远。而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消化不了”,这个词用得真是太精妙了,这种感觉简直就像成年之后第一次被父母告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圣诞老人一样,明明一切都这么顺理成章,明明并没有什么不对,却总觉得如鲠在喉,却又完全无从说起。

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在那些决策者眼中无非是手中的又一颗棋子,也许在旁人的眼中是什么至高无上的荣耀,而在我们眼中呢?

我们一起从综合楼里走出来,看着外面熟悉的天空,它那么蓝,蓝得仿佛容不下一丝杂质和污垢。

而我却莫名地想起多年以前来到这里的第一天,那位总是挂着笑脸的、半点领导架子都没有的领导,用少有的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要记住,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屠戮,而是为了保护。”

我曾经在许多经典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小说里看过,一个人为了一句誓言倾尽一生的故事,有那么一瞬间我曾想把他归为这样的伟人,而紧接着我又想到,那其实并不是什么誓言,只是他始终的坚持而已。

 

在那之后,我们项目组大多数的成员都留下来参与了二期。多亏了组长留下来的材料,尽管进程依旧不是一帆风顺,但至少比起一期末尾那几年好了太多。然而我并没能在组里坚持到最后,大概是第三年的时候,我查出肿瘤被建议尽快手术,于是我就此离开了研究院,转而搬入了病房。自此,我便彻底离开了那一条漫长而艰辛的征程,直到许多年后项目成功的新闻得以被报道,都再也没有回去过。

最后再来说说组长吧。

整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受邀去参加了组长正式的葬礼。他的遗骨最终被发现于K国边境附近的一个城镇,据说是为了救助几名平民不幸牺牲的。这些被查证的时间大约是在我刚刚离开项目组后不久,但是考虑到项目保密的因素,一直拖到项目结束才正式举行。我实在不想脑补他离开研究院之后的那些年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只能庆幸到这一刻,他和我们,终于都走到了终点。

意料之中地,我在葬礼上再次见到了叶修。他看起来比从前老了许多,只是依然精神。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女士,我猜一定是组长的妹妹——组长说的没错,他们长得真的很像。组长的家人并不多,他也跟我们讲过,他原本就是孤儿。我倒是觉得有些意外,并没有见到组长念叨了很久的那位爱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她是不是也不会来了?但是这种事,又是这种场合,怎么也不好多问,我也没有开口。

出席葬礼的基本都是我们组里的同事,气氛颇为凝重,大家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毕竟所有我们想说的,都是不能说的。而他的那两位仅有的家人却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对大家表示了感谢。我看着他们两人,内心百感交集。

许多年前他们是怎样送组长离开家的呢?这些年又是怎样等待着他回来的呢?叶修还上过战场,那时候是不是也时常会想起他呢?

而他们又可曾想到过,当年的一场生离,最终竟是以死别收尾呢?

我不断的想着这些,只觉得异常地沉痛。

反倒是两位当事人,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地哀伤。他们只是那么并肩站着,向每一位来客致谢,然后进行完了所有的程序,最后由叶修做了一段简短地致辞。

他说,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在过去和他共事的时光里,对他的支持和帮助。

他说,感谢大家至今没有忘记他,正是因为有了大家,他的存在才得以延续。

他说,请不要为这个人难过,他相信这个人直到最后一刻,也在坚持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最后他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想那一定不是第一次了,我莫名地从他的神情和语气中,感到了一丝久违的熟悉。

而这最后的一丝疑惑,也终于在我多年之后再度祭拜组长的时候得到了答案。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看到,组长墓碑背面的铭文最后,刻着八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小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在那之后的落款则是——叶修。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试图找一个词,或是一个句子,来形容理清了这一整个故事之后的那一瞬间的我的感受。而直至最终,我也未能成功。我只是反复想起这两个人,想起他们曾经说出那一声“爱人”和“家人”时的表情和口吻。

也许是感动,也许是宽慰,也许是羡慕——谁知道呢?

毕竟属于他们的故事,早已不需过多的注解。

就像他说过的那样,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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